何谋忠精心修复破损善本

(资料图)

文县志

善本修复前

善本修复中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检查剧本修复情况

古籍作为联通古今文化的重要介质，它带着浓缩的生命记忆，在浩如烟海的书卷里，记录着旧时过往的点点滴滴，保存着文明的火种，是现代人窥知过去世界的窗口。

经过千百年时光流传，因书页纸张内部成分的变化和人为、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的破坏，很多古籍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老化、酸化、絮化、霉变十分严重；有的水湿或油渍粘连成块状；有的虫蛀鼠咬成筛状；有的烟熏火烤、风吹日晒书页脆裂破损严重。

“这就需要及时修复，要有专人为它们洗去污渍，修补破洞，重订装帧等修复，连同缩微复制、电子扫描等，以保古籍延年益寿，对于赓续历史文脉、传承民族记忆至关重要。”对于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双定来说，古籍修复，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刻不容缓。

古籍修复 中国特有的传统技艺

古籍修复技术，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技艺。它伴随着我国古代书籍装帧技术的出现而出现，随着装帧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经过长期的实践，历代古籍修复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古籍修复的高超技艺。

可以说，古籍修复技艺的价值已经与古籍融为一体，同时也为甘肃古籍的传播和再利用，不断创造着可能和奇迹。

“保护抢救古籍，无疑就是抢救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在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徐双定的心中，这项工作的意义重大。

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就记载着：“书有毁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音械）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这应是文献中有关古籍修复的最早记录。

“自晋代已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

“所谓装背，就是装褙、裱褙。”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科原科长、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导师助理何谋忠介绍道。到了唐代，朝廷在弘文馆、崇文馆里都设有专职的熟纸匠、装潢匠，专职从事宫廷中书画装裱工作。唐以前，由于古籍装帧形式以卷装为主，古籍的装裱、修复被称作装潢、装褙。

迭代传承 古籍修复师承有序

源于流传久远的古籍收藏和保护历史，我省迭代传承的古籍修复技艺具有深厚的流传基础。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内设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并挂牌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经多年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修复专业人员队伍。

说起甘肃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发展，就一定要说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导师、全国古籍修复技艺评审委员师有宽。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曾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1961年，文化部举办第一期古书装订技术培训班，馆里选派我赴北京图书馆学习，拜师我国古籍修复国手张士达先生潜心学习古籍修复技艺，收获颇丰。”回馆后，师有宽继续从事古籍修复装订等工作，先后带徒十多人，进而形成了我省古籍修复的师承体系。如今，已81岁高龄的师有宽依旧精神矍铄，回忆起往事脸上露出了温暖的微笑。

2015年，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甘肃设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聘请师有宽为传习导师，并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标志着古籍修复这一传统技艺在甘肃的传承发展进入全新的历程。

从家学到师承师有宽先生，何谋忠也是我省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中的重要一环。何谋忠出生在一个字画装裱世家，新中国成立以前爷爷就在城里开了一家裱糊铺，爸爸承袭家业，他也从小耳濡目染，对字画装裱有了一些了解，时不时还会给他们打打下手。2011年，甘肃省图书馆成立古籍修复中心，何谋忠又回到了“裱糊匠”的岗位上，跟着师有宽先生学习古籍修复。在师先生系统地、手把手地教学下，他在字画装裱之外，对古籍修复技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

目前，以师有宽为主要传承人的师承系列和以何谋忠为接续的装裱工艺家传系列，在2009年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成立后，共同组成了专家力量强大的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中心。

近年来，中心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不但完成了多项省内各收藏单位的珍贵典籍书画修复，还培养了一支不断成长的年轻修复师队伍。其中，康丽萍、王岩、苏国艳、杨丽等多半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的年轻人，近年来，他们先后加入了传习所，或从我国第一批古籍修复专业本科毕业后进馆成为年轻一代的修复师。他们在传习所师从古籍修复科科长何谋忠继续开展修复实践，潜心钻研古籍修复技艺，延续并拓展着这份任重而道远的神圣使命。

科学规范 才能见到千年遗存

古籍修复，是对古籍的抢救性保护，是修复师与古籍之间的深度对话，需要修复师高超的技艺、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规范的操作流程。

古书修复一般分为三个步骤：即准备、修补和复原装帧。

“一本书的修复从制定修复方案开始，这是修复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我馆修复古籍的制度。”何谋忠告诉记者，每次制定修复方案，所有的修复师都会一起参与，首先要检查书籍保存状况、确定破损原因，商量怎么修，用什么纸张等等，最终制定一个非常详细的修复方案。

其次，便是要分解书籍。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书籍因水浸、霉变发生粘连的情况，还要选择“干揭”“湿揭”“蒸揭”“粘揭”等技术措施，把整册书籍分解成单张书叶。修补过程中，主要是将书叶上面虫蛀的破洞、鼠啮的残缺以及霉变的部位，用与书叶纸张颜色类似、薄厚相仿的中国传统手工纸当作“补丁”，将破损部位补好。这个过程中，要用到“遛（补）书口”“补破洞”“托纸加固”“喷水压平”“剪齐”“撴齐”等技法。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发生与修复方案不符的情况，还要再集中进行研讨，不能私自更改。”何谋忠说：“ 然后就是复原装帧，即将修补好的书叶集中在一起，按照修补之前的装帧形式还原。修复完成后，验收环节需要修复者本人、修复管理者、质量验收员三人认可并签字才算通过，而且所有的过程都需要在档案中有记录。”

“从清洗、配纸、修补，再到去边、压实、装订，可以说，修复古籍依靠的就是‘指尖功夫’。”在90后古籍修复师康丽萍手中，如此复杂的流程已经能够凭借肌肉记忆而行云流水般完成，实际上这也是无数次精益求精换来的成果。她告诉记者：“其实直到现在，每一次修复还是要屏气凝神，那细小的镊子捏住的纸片仅有平方毫米大小，还要用毛笔尖均匀地刷上特质的糨糊，再小心翼翼地贴在书页的残破处，这才能完成成千上万次修复古籍中的一个微小环节。”

“在修复工作中要遵循古籍修复的‘四大原则’。”何谋忠说：“其一是‘整旧如旧’，即保持古籍的‘文物性’、‘资料性’和‘艺术性’，也就是保持古籍的原貌。其二是‘抢救为主，治病为辅’，这是一个按轻、重、缓、急合理排序的科学理念，主旨是要集中力量优先修复那些毁坏严重，濒临灭绝的古籍。其三是‘最少干预’，就是要把对古籍的修复始终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将修复行为对古籍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其四是‘过程可逆’。”

理论+实操 修复人才遍地开花

据统计，我国现有古籍大约5000余万册，其中破损的超过1500余万册，全国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员约300余人，按每人每年平均修100册计算，大约需要500多年才能修复完成，修好的古籍再次破损的情况还不计在内。由此可见，古籍修复工作量之大，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之重要。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甘肃作为文化大省也由此迈开了古籍保护修复的新步伐。2015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甘肃设立了修复技艺传习所，这是全国首批确立的5个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之一，确立了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作为西北地区古籍修复技艺培训基地的地位。

甘肃省图书馆被授予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并成立了甘肃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传习所之后，连续举办了5期国家级的培训班和两期省级培训班，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界首次申报了甘肃省非遗项目，并在甘肃一些地、县设了8家修复技艺传习点，形成了甘肃全省良好的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环境与氛围。

同时，对省内古籍收藏大馆天水市图书馆、西北师大图书馆、兰州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古籍修复工作开展也进行了指导。

“近年来，我们积极采用‘理论+实操’的形式广泛开展专题培训，让来自全省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博物馆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接受最基础、最实用的古籍修复系统培训。力求在每一期培训结束后，都能让学员们回去后能够立马上手按照科学、正确的方式来修复好所在单位保存的文物古籍。同时，我们也希望不断开展古籍修复及传统技艺的传播，让更多优秀典籍得到及时修复、保护、传承和利用。”何谋忠由衷地表示。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超

□本版图片均由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提供